北京，朝阳，东大桥路9号——侨福芳草地，这是一座有着“京城购物鄙视链顶端”之称的建筑，集顶级写字楼、时尚购物中心、艺术中心和精品酒店于一体。即将迎来而立之年的大成律师事务所，就坐落于此。

大成高级合伙人杨贵生律师的办公室，位于大厦7层，窗户朝东，视野开阔。极简风格的办公家具、桌面整洁的班台，与一大排码满图书的书柜，形成强烈的对比。犹如侨福的干净、整洁，给人带来精心运维之下蕴藏的美感和精神追求一样，扑面而来的，是一种“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”的气场。

这位曾经的地质工程师，还拥有国际注册法律顾问师的身份。不过，这几年，与高级合伙人的title相比，杨贵生更愿意被人称为“矿业与自然资源专业律师”。

杨贵生爱用茶招待访客，煮一壶绿茶漫谈，是他难得的小憩时刻。茶如人生，那一缕缕弥漫在空气中的清香，适合回忆过往，亦适合思考未来。

改变，从不安于现状开始

对法律纯粹的热情与理性主义者，或许能够解释杨贵生青年时期的种种转向：放弃稳定的体制内工作、八小时之外拿下北大法学学位、用七年的时间完成工程师到律师的跨界……在他的故事里，到成都念大学或许可以被视作一个分界，一场找寻真实自我冒险的开启。

这场冒险是从大学图书馆开始的。

80年代的大学通知书，如同一张改变命运的入场券。为了抓住这张入场券，多少人要经历那场不堪回首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历练。

1986年，杨贵生的第一次高考成绩并不理想，开明的父母支持了他复读的决定，在那个年代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家庭，这都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。“这也跟家族长期以来的耕读传统有关”，杨贵生坦言，他家一直都很看重读书。

第一次人生层面的受挫并没有困扰杨贵生太久，“我这个人做任何事就是这样，出现问题第一反应是想办法总结经验，往前看，解决问题。”他很快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复习计划，精确到每天每个小时的安排，并且开始风雨无阻地晨跑锻炼身体，即使是在雨雪天的湖南冬日。

南方湿冷的寒潮里，早读的同学们始终记得那个场景：“一个穿着单衣单裤的人，浑身冒着热气腾腾的三重雾就进来了。”在这场艰苦的战役后，杨贵生实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小目标——成都地质学院的录取通知书。

到了大学，一个全新的世界展开在他面前。在这里，他开始更为主动地做起命运的掌舵手。报道第一天，迎新学长的一句“这个行业早就不景气了”，让杨贵生心里不由得“紧”了一下，最初的危机感，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的。

杨贵生律师（第一排左五）1987年在成都地质学院与班级同学合照

他遵从自己的内心，开始从图书馆找寻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。“那时候什么书我都看，伦理学、美术学、系统论、相对论....从人文社科的黑格尔、心理学到理工科的航天航空”，杨贵生说，除了医学专业的书，其余专业的书他都看。

在庞大的阅读量里，杨贵生逐渐构筑起对世界与社会运转的认知，也在这些庞杂的知识里，找到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热爱与兴趣所在——社会学与法律。后来，他辗转去四川大学拜访了一位社会学教授。那位教授很赏识他，还向他发来了报考研究生的邀请。但杨贵生很快便意识到，象牙塔里的研究生活终究与现实隔了一层。比起闭门小楼的自成一体，他更渴望亲身参与到中国社会运作规则的建构中来。

1991年，杨贵生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，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：一个机会来自稳定的体制，去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成为一名工程师；另一条道路则是被电影《芙蓉镇》所激发的宏大期望——“当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，我想去湘西，那地方正缺人。”他试图下到基层，清晰触碰中国社会最基础的结构，做一些切实能改变那片土地的事情。不过一封老同学的来信劝住了他，“他告诉我，在一个路都没有几步是平地的地方，理想很有可能就是空壳。”

某种程度上，杨贵生坦言自己是一个“实用主义者”，“比起天花乱坠的奇思妙想，我看重的是这些想法是否能够付诸实施，并且结出积极的正果。”追求实用性的态度赋予了他理智、冷静同时也脚踏实地的性格品质。权衡再三，经由学校推荐，杨贵生远赴北京参加工作。

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简称“核地研院”，成立于1959年3月，是一所以铀矿地质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机构，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在这里，杨贵生按部就班地成为了一名踏实肯干的地质工程师，工作安稳，生活有保障，“但我心底总是隐约地感觉，这里并不是我的终点。”

转行，从工程师到律师的蜕变

来到北京的第二年，安顿下来的杨贵生开始攻读法律专业，八小时工作以外，他稳定地保持每天学习三小时的习惯，只在周六晚上休息。核地研院的生活是按部就班的平静，年轻人下班了就爱聚在一起打牌喝酒，躲在一旁学习的杨贵生多少显得有些不合群，只有研究室的陈主任支持他。他还记得在一片不赞同的声音里，陈主任的鼓励，“不管提倡与否，贵生把业余时间用在学习上进，这是不应该说三道四的。”

通过六年勤勉的自学，1996年他拿到了北大的法学学位，一鼓作气于第二年考取了律师资格，开始正式踏出改变命运的第一步。回忆起当初辞职离开的故事，杨贵生依然还记得那些细节与情绪。

1998年辞职时，他辞掉的不仅是一个铁饭碗，一起放弃的，还有一套亚运村二居室的分房资格。“存折里剩下的一千多元，除了租房子，还有生活费。”无论当初还是现在，这都是一个大胆且大胆的决定。

当时，恰逢在武汉当大学教授的堂哥来京出差，两人寒暄时，杨贵生坦承了自己的近况，“我不做工程师，现在下海做律师了。”堂哥有些吃惊，他还记得堂哥的反问，“你在我印象里是不善言辞的那种人，现在下海做律师，能游得起来吗？不会淹着吧？”杨贵生想都没想，只回了句：“反正我喜欢，慢慢扑腾着游呗。”

最开始，杨贵生隐隐会有担忧——“我真能做好一个律师吗？”好在急速增长的创收给了他底气，1999年他的业务流水上了十四万，“一下子我的心就稳了。”

上世纪90年代，伴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急剧变迁，律师行业迅速兴起，并成为一个新锐行业。靠着悟性与热爱，杨贵生很快跨入了那道法律之门，并在一次又一次的开庭里，积累出一套对法律与律师独特的理解与认知。

对于法律与律师的关系阐述，杨贵生常用中医来打比喻，“法条、法规还有判例，这都是固定的，就像中医的药材一样。但一个案子适用于哪个部门法、哪些法律条例、涵盖哪些法律关系，证据链串联之后呈现出怎样性质的法律问题，判断这些是律师的内功，不同的律师会有不同的角度与解决方案。就像中医把脉开方，常用药就那些，但开出来的方子却各有不同。”

在他看来，如果只是机械照搬西医的思路，“头疼医头，脚痛医脚，缺乏中医系统性的思维，是无法真正根除病症的。好的律师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，能够找到一个案子真正的沉疴，对症下药，实现根除。”

执业二十三年，杨贵生始终秉持着这样的理念磨练技能。他在指导团队年青律师时，除了对法律诚挚的热爱之外，最看重的便是这种法律悟性或者说法律思维的培养。

我之前跟实习律师讲，最高人民法院每年都会发布经典案例，你拿着各个法院审理的疑难复杂案件，只看前面的案情介绍，先学着自己判一判，再对照着权威分析看看自己差在哪里。经过三四年的学习，如果能在十个案例里判对六七个，那这内功的基础也算是练成了。

顺着律师的成长路径，2006年杨贵生已经成为资深律师，但在创收上他始终面临着一个难以突破的天花板难题。当时的法律服务市场商业化开始进入新阶段，在国际交流频繁的同时，专业律师与细分化市场的概念也开始兴起。

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合适的时机悄然到来——杨贵生所在的团队整体加盟到大成。在大成这个平台，他开始接触到大型律所细分专业领域的运作模式。

杨贵生律师2020年携团队于云南洱海边团建留影

精进，在跨界中融合法律与矿业

转向矿产与自然资源行业，偶然中夹杂着必然。在加盟大成的面试时，“考官”一句鼓励的话，点拨了他。“大成所也有一位北大博士毕业的律师，做矿产方面的业务。你要是也能坚持在专业化的路上发展下去，前途无量啊。”

“未来目标是有的，但能做到什么程度，我当时心里也没底。”大成这个全新的平台，打开了杨贵生更广阔的想象空间。在这里，杨贵生渐渐明白，一个人单打独斗，业务规模的上限很难打破，未来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日趋成熟，通过专业化来实现业务版图的扩张，才是成功的路径。

除了大宗商品电子（互联网）交易、建设工程等常规专业领域，杨贵生丰富的执业经验里有着一个更为细分且亮眼的专业领域——矿业、能源领域的境内外投资、并购、重组与商事争议解决。

自2009年起，杨贵生开始更多专注于中国企业境外矿业、能源投资并购法律服务，他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，也开始成为矿业与自然资源法律服务行业的领头人，如今他更愿意被人称为“矿业与自然资源专业律师”。

矿产资源行业是一个仅次于农业和狩猎业的古老行业。它的古老与悠久，也就决定了进入该领域的门槛与成本，会比其他行业更高。杨贵生打了一个比方，“在这个行业，如何分辨你是否是专业，是否是个内行，就在于你能不能听懂那些行话。”2011年，杨贵生和所里的律师共同代表中国黄金集团，参加一个大型铅锌矿收购的投资洽谈会，他提了一个影响矿山价值的关键问题，很快就在接下来的项目考察中，杨贵生的每条建议都得到了客户的高度重视。

但这份古老体现在中国的法律规定层面，更多是缺乏完整体系的、散落在部门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条文。与此同时，矿业能源行业的经济活动需要大量行业知识与法律知识的结合，因此即便是工程师出身的杨贵生，也在早期经历了一番摸着石头前进的磨炼。

好在杨贵生有着不一般的自学能力，在钻研矿产资源领域时他发现矿业的核心是矿业权，而在实际部门法中矿业权被划归于物权法。“从1986年颁布的《矿产资源法》到1996年修改后的《矿产资源法》，矿产资源行业唯一根本大法就只有这么一部，剩下的除开国务院颁布的四个行政法规，只有一些规章政策。”而这些法条规章是没法满足矿业行业的发展需求的。

在这些矿产资源领域的法条里，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、部门的规章政策与《矿产资源法》部门法之间有冲突，出现了下位法突破上位法的情况。立法层面的脱节使得他有时甚至需要向法官进行“科普”。这是行业的难点，也是杨贵生的机会。就这样，在当时仍有大片空白的矿产资源行业，杨贵生靠着自学的悟性，苦苦求索，开始以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方式，跟随着行业发展的进程成为了专家。

2017年，杨贵生带领大成团队经过激烈竞标成为自然资源部（原国土资源部）的常年法律顾问，开始作为矿产、自然资源行业的前瞻性代表，他的视野也从单纯的业务精进，转向了行业的前瞻研究，《矿产资源法》、《土地管理法》等法律修改研讨会场也常常见到他的身影。

矿产资源行业经历了走出去的国际化历程后，其领域内的变化正在日新月异。杨贵生提到，经济社会对于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需求，正在对这个行业产生一种结构性的深刻变化。双碳目标的提出，让煤炭、铁矿石暴跌的同时，也引发了绿色能源矿种的火热。

“比如我们正在大力发展的核电，它需要的是铀。除开常规的矿产资源规则外，它还有特殊的管制规则，同时作为含量少的稀有材料，相配套的技术设备不一样，合作商不一样，相对应的法律服务也会产生变化。”而只有深刻理解行业的变化，才能从变量里总结、研究行业法律服务产品的推陈出新。杨贵生很重视实务经验的总结、提升，《全球矿业能源投资并购法律实务与案例解析》、《矿业企业跨境并购的道与术》等著作、文章记载着他的思考轨迹。

法律服务的产品化，核心在于标准化，也就是行业的共性问题。杨贵生提出矿产资源行业的共性，在于它属于在消耗中发挥效能的物权。基于这样的法律特性，他举了以做行业的尽职调查为例，“你一定要关心它的储量，因为矿业公司最大的资产，最重要的资产绝大部分都是矿业权。这种矿的储量与品位、赋存地质状况，决定了它不同的开采经济技术条件，由此导致资产价值的判断和客户的交易结构设计、以及合作对象，都会出现显著的不同。”现在，他经常在“杨贵生律师团队”微信公众号和国内外专业会议上，与行业同仁无私地分享这方面的经验。

杨贵生律师2015年在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演讲

整体围绕着行业的经济行为、技术特点、投资需求和他追求的目标，用法律的专业能力在矿业的经济链条上进行赋能与服务。“我们实际上做的工作，就是把法律翻译成能让客户听懂的技术语言，再把客户的技术语言翻译成法律和合同。”

再出发，从行业的视角审视未来

趟在行业的深水区，杨贵生的律师身份已经不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，而是他的自我修行与精神寄托。

相较于The Legal 500、商法等专业评级机构所颁的奖项，杨贵生更看重的是传承。“一个人走的快，一群人才能走的远”。杨贵生说，再忙他也要认真指导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分配给他的研究生、亲自到非洲乌干达金矿并购现场看看，积极参加事务所或矿产资源行业发展研讨会......

杨贵生律师2014年在乌干达金矿并购现场留影
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实务导师、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法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政法大学国土资源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、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矿产资源法学分会常务理事、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招商大使、美国科尔曼研究集团专业顾问团成员……这些社会职务的背后，是他忙碌的身影，以及这些轨迹演绎的对专业领域的精研、对团队的培养、与同行的切磋。

一切都在交互中向纵深发展。

随着一个又一个小目标的实现，循环往复的是一个又一个“到达&出发”的故事。

杨贵生爱看的电影《百鸟朝凤》里有这么一句台词，“吹唢呐，得吹到骨头缝儿里去。”对他来说，做律师也是这样。

“律师职业是我精神体验的一种形式和方法。不管是从事团队的培养，产品的研发还是事务所的管理，都是我的一种精神体验，一种自我潜能的发挥、提高。”把专业做到骨头缝里去，这就是杨贵生的自我修行。

 

 

个人简介：

杨贵生

大成律师事务所  高级合伙人

职业经历：

杨贵生律师是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、国际注册法律顾问师、地质工程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法律顾问，大成不动产与能源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兼秘书长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实务导师。曾在中核集团从事地质矿产科研工作七年。杨律师在矿业、能源领域的境内外投资、并购、重组；商事争议解决；大宗商品电子（互联网）交易；建设工程等专业领域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。已办理诉讼和非诉法律事务600 余件，国内外重大法律服务项目组织、协调经验丰富。

个人荣誉：

荣登2021 The Legal 500“房地产与建设工程”榜单

荣获《商法》“年度杰出交易大奖”

荣登LEGALBAND中国顶级律师排行榜“能源与自然资源”、“海外投资”榜单

社会活动：

作为多家央企和上市公司等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、矿业能源公司法律顾问，杨律师多次应邀出席国内外矿业高峰论坛并发表专题演讲（如2015年中国国际矿业大会、2017第八届中国—东盟矿业合作论坛暨推介展示会），与多个国家（地区）律师（会计师）事务所、投资银行等机构合作密切。

学术成就：

杨律师法学理论功底深厚，民商法基本功扎实，多次主持或参加重大立法活动，为自然资源部（原国土资源部）规章、政策修订提供法律意见；主持完成《东盟国别法律风险评估报告》《全球矿业能源投资并购法律实务与案例评析》等著作多部；在《中国律师》《中国投资论坛》《中国矿业报》《矿产勘查》《地质勘查导报》《中国有色金属报》《中国企业报》《中国黄金报》《中国知识产权报》《北京晚报》《铀矿地质》等报刊上发表法学/地质论文二十余篇。

社会职务：
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实务导师

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法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

中国政法大学国土资源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

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矿产资源法学分会常务理事

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招商大使

美国科尔曼研究集团专业顾问团成员